在家办公又从996变007

疫情以来，许多人都尝试过在家办公。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美好，没车的不用再挤地铁，有车的不用再找停车位，可以躺在床上办公，可以边煲剧边办公。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虽然省下了通勤时间，但不等于多了摸鱼时间，反而从996变成了007。甚至许多传统行业，也通过远程办公变成了“互联网企业”，反而让人苦不堪言。

当然，在家办公一直是许多人所追求的目标，在国外早已成为一种潮流。在美国超过八成的公司引入了远程办公制度，超过3000万人在远程办公，占总工作人口的16% 至19%，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疫情期间的尝试，并不能说明在家办公有多糟糕，因为疫情居家带来太多心理压力，并投射于远程办公中。

相比之下，疫情终将过去，而人类追求自由的梦想永不消失，社畜对于办公室格子间的痛恨，同样不会消失。

但你在痛恨格子间的同时，有没有想过格子间乃至办公室是如何来的？前两年有一本名叫《隔间：办公室进化史》的书，就讲述了人类的办公室进化史。它追溯了现代社会办公室文化的起源——一个个狭小、局促的立方隔间中上演了现代人一步一步地控制和束缚自己身体和行动、并逐渐变得心甘情愿如此的历史过程

它不仅从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和管理学等多方面视角来探讨办公室进化史，还引入大量的电影、小说文本：从米尔斯和大卫·里斯曼的理论文本，到辛克莱·刘易斯讽刺美国实用主义的文学作品，到《桃色公寓》、《广告狂人》等反映办公室文化的著名影视作品，全面展现美国战后商业文化的发展和新阶级的崛起。

他还在书中介绍了许多与办公室有关的东西的诞生：立式文件柜、吊顶、日光灯、电梯、录音电话和人力资源部等。现代办公室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纷纷登场，如空调的发明人凯瑟琳·吉布斯和办公室隔间的设计者罗伯特·普罗斯特。

开放办公室的概念真的来自监狱

在人类历史上，办公室这个概念一度很狭窄。工业革命之前，商人也好农民也好，都是在家工作。在西方世界里，办公室（office）的说法也还不流行。

到了19世纪，虽然“公司”概念早已存在，但大多数公司不过只有几个人，仍然属于家庭式作坊，经营范围离不开本地和周边。办事员主要负责简单文书工作，在闷热小房间里处理事务。办事员与雇主的关系也很紧密，办公室空间史学家哈里·布雷弗曼就曾形容，那时的办事员是“助理经理，是随从，是密友，是管理实习生，还是潜在的女婿人选”。

直到工业革命后，现代意义上的办公室才真正出现并兴起。铁路网的铺设，电报和电话等远程通信的出现，让此时的世界渐渐被连成一个大市场，作坊式企业也渐渐转变为规模更大、更为细化的公司，否则就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企业的办事员也随之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进而形成一个相当特殊的阶层。

《隔间》中提到，这个阶层的身份一度十分特别。当时大工业生产是经济重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正是社会最重要的两极。办事员阶层呢？他们不像蓝领工人那样辛苦流汗，但也不像资本家那样拥有独立空间和优厚薪水，而是处于二者间的灰色地带。他们始终怀有向上跃进的希望，却也面临或想象着坠入底层的危险。在工人看来，办事员们缺乏男子气概，在资产阶级看来，办事员们则是伪精英，因此都将办事员阶层视为鄙视对象。

与此同时，固有的家庭式办公室模式无法满足需求，因此诞生了类似办公室的场所。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也让办公室的兴起有了技术支撑。1850年，蒸汽驱动的电梯发明，并于1871年应用于办公楼。1872年，液压电梯得以发明。1884年，支撑外墙的钢骨架发明，1891年诞生了摩天大楼奠基之作——温莱特大厦。伴随着这一切，1890年到1910年，美国的办公室工作者从216万增至442万，20年间翻了一倍。

写字楼的诞生让办公环境大为改善，成为一个个商业帝国的行政中心，也为办事员们提供了阶层上升空间。

打字机、电话、录音机等设备，让工作效率越来越高，也让人们的工作量越来越大。《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中提到，在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笔下，“这些节省劳力的设备不给任何人节省劳力，除了老板”。

20世纪初，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泰勒主义”理念大行其道。泰勒崇尚按劳取酬，但显然矫枉过正。他通过掐秒表的方式，统计不同员工做同一个步骤的平均速度，从而替每个环节订下了“模块标准速度”。但这种做法只能适用于较为机械的岗位，但对于那些变化不定的岗位和工作需求，显然无法适用。最搞笑的是，连泰勒自己都无法应付这些变化不定的岗位，因为要计算这些岗位的工作时间，必须雇佣更多的人来掐秒表，成本实在太高。

他的办公室理念也很像工厂流水线，将办公室设计成开阔空间，管理者可以在高处的玻璃办公室监视每个员工的动态。1915年，一款叫做“现代效率办公桌”的桌子诞生。普通员工被迫开始使用这种没有任何遮挡的金属面桌子，他和文件均暴露在办公室中，无处可藏。

这种最早的“开放式办公室”，据说灵感来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构想。这种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监视者不露面就能观察囚犯的一举一动。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对于个体隐私和价值完全不在意。就如福柯所说，司法惩罚和监视技术扩散到社会肌体里，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的监狱群岛，工厂和办公室也不例外。

当时的办公室，甚至禁止摆放家庭照片、植物和图画，因为公司希望员工能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这么讨厌开放式办公室？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按监狱来设计的。

二战后，“泰勒主义”退潮，格子间粉墨登场。当然，这也跟全球化分工有关，工业化大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东南亚和东亚转移，西方社会开始去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1951年，白领阶层数量在劳动力市场上达到了50%。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被认为是“知识工作者”，尽管工作仍然枯燥，但早期的办事员们仍然实现了阶层的上升，步入中产阶级序列。1951年，社会学家米尔斯完成研究作品《白领》时，白领的比例已接近全美劳动力市场的五成。

1964年，美国设计师罗伯特·普罗普斯特设计出了一款“行动式办公室”，其理念在于鼓励员工运动起来，而非固定在工位上。它最初是一个六边形的空间，因为职员偶尔需要站起来跟同事进行头脑风暴，所以设计了可折叠起来的靠墙办公桌。六边形空间的一侧是供员工演练思想的黑板，另一侧还有小小的咖啡圆桌台。这个设计其实满足了一切办公室人员可能需要的活动状态，为其提供舒适的行动空间。普罗普斯特充分认识到，办公室工作已经不再只是一项机械的文书工作，而是知识工作者相互之间发生智力碰撞并孕育出各种奇妙想法的工作，因而需要配以更灵活的设计。

但由于价格高昂，这款办公桌在市场遭遇惨败。1968年，他推出第二款“行动式办公室”，使用隔板来划分空间，这便是格子间的雏形，迅速获得市场肯定。

有趣的是，虽然现在的人们特别讨厌格子间，认为它束缚了创造力，但当它最初诞生时，人们反而很喜欢它，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个人空间。

但很快，人们就对格子间产生了厌恶。1997年和2003年的各一份调研报告都指向同一事实：“在全部的办公室工作者中，格子间办公者对自身工作环境最为不满”。

为什么人们讨厌格子间

人们一开始之所以会对格子间有好感，其实是因为对比，毕竟之前的工作体验太差。

上世纪50年代，企业大幅扩张，架构愈发复杂，企业官僚主义也随之而生，与之相对应的蜂巢式办公室也越来越流行。但在上世纪60年代后，各种新思潮颠覆了固有认知，人们通过性解放、反战等各种运动，呼唤自由。与之相对应，企业也开始注重员工的自我实现，并试图设计自由开放式的办公室模式。

在这种思路下诞生的格子间，相比过往，却是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员工。格子间符合人体运动原理，员工可以随手拿到各种工作用具。同时，员工之间的沟通没有明显障碍，但有因为隔板的存在，确保了一定隐私，也避免过度社交。

但问题是，乌托邦式的构想最终总会变味，格子间也不会例外。因为格子间的隔板增加了大量办公物料成本，资本方并不愿意过大投入。最初的格子间，桌子有较大的弧度，因此也有较大空间。但为了节省空间，许多企业将弧度越缩越小，直至变成90度直角。隔间的那三面墙，原意是为办公者提供自主和自由，却逐渐演变成一个能在更少空间塞入更多员工的狭小区域。

根据《商业周刊》1997年的一篇社论，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隔间的平均尺寸减小了25%到5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发《商业周刊》编辑部撰写这篇社论的原因是他们“获悉编辑部大部分员工将在一年到两年内失去私人办公室”。“这促使我们仔细调研起隔间来，”他们写道，“全国4500万白领工人中大概有3500万已经在隔间中工作了。”《商业周刊》半开玩笑地说，按这个速度发展，等到2097年，平均每个隔间也就0.74平方米了。

这个狭小空间显然无法带来什么个性化体验，雇主只希望用尽量小的空间，塞尽量多的人进去。虽然有隔板，但无法阻隔噪音，反而让社交尺度变得更尴尬。（待续）*

注：原文到此为上篇，下篇从以下开始。

接着昨天的，我们继续聊令人痛恨的办公室格子间。

原本为自由灵活而设计的格子间，变成了一个个单人牢房，并不比工厂流水线的工位好多少。

更重要的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看到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全貌，每个人只知道自己的工序。这种情况会让人的成就感大大降低甚至消失，重复劳动更会让人们厌烦工作、信心大减。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困在一个小格子里，情况可想而知。尼基尔‧萨瓦尔写道：

“隔间把人们拉得足够近，以至于产生了严重的社交厌烦症；隔间也把人们分开，让人们无法切身感觉到大家是坐在一起工作的。隔间给人们带来了隐私和社交的危害面，却没有带来两者的好处。隔间坏到所有人都不想它被拆掉；这三面隔墙，也算是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家园，人们可以将其视作自己的领地。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办公室员工内心的狂乱和孤独。”

搞笑的是，有人戏剧性地将隔间和监狱进行了比较。给此种类比提供依据的是，在诸如德克萨斯州等地区，监狱系统处理过分拥挤的方法，就是仿照满是隔间的开放式办公室，来重新设计监狱。有着典型20世纪90年代特色名字的尤尼克公司（Unicor，组合式的名字往往是并购后的结果）雇用监狱犯人来制造隔间的墙板，有时候还生产隔间里面用的椅子。到了晚上，当白领们离开隔间回到家中时，这些犯人却是离开生产车间回到监狱的“隔间”里。

从美学角度来说，格子间也是一种巨大的破坏。正如《隔间》中所言：

“把令人叹为观止的高楼分隔成平庸的小办公室的行为，体现出摩天大楼内外的悖论，哪怕是沙利文的‘艺术思考’版本也未能幸免。大楼基于对办公单元(即‘巢室’)的标准化处理，‘因为它们本来就该一模一样啊’。一间间的标准化‘巢室’复制叠加，直至填满整个大楼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包含大楼基本结构的建筑平面图也随之生成。沿着大楼上上下下‘不定数地’复制楼层，每层楼也差不多一模一样。”

这种复制本质也是办公室等级制度的延伸

“办公室分割成了一个个的部门，部门又按等级分成经理和办事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工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越来越无趣了。像他们千方百计想摆脱的流水线工作一样，办公室白领们发现自己也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员。”

资本则是格子间背后的力量。格子间之所以几乎被全世界摩天大楼采用，并非迎合某个特定公司的需求，而是为了能够适用于任何一家公司。对于资本而言，格子间设置的好处是任何组织机构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搬进或搬出，给租赁减少了成本。

哪怕再恨格子间，大多数人也不敢失去格子间

尼基尔‧萨瓦尔在《隔间》中曾写道：

“对于一名员工来说，失去办公室之时，就是他收到麻烦来临最明确的信号之时。‘当我回到总部办公室的时候，’一名柯达员工回忆1980年代大规模裁员期间时说，‘我就知道公司是真的发生了变化。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办公室跟家里的起居室一样大，我的秘书在门外还有独立办公室。而当我回到罗彻斯特（Rochester）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办公隔间。我能听到隔壁两个工位的人的声音，也能听到坐在附近的秘书的声音。’彼得斯和沃特曼，以及大内或许会辩称，对于美国经济新近的竞争局面，放开、开放的办公格局是更为合适的。然而，公司的做法却是给少数特权精英保留为数不多的独立办公室，然后把剩下的所有人挤进格子间。”

在大多数办公楼中，人们争取从格子间搬到大班桌和独立办公室，很少有人能接受反过来的情况。

即使办公室和格子间再无聊，人们也很难离开这令人乏味的体面感。因为，这里有各种关于中产阶级的美好形容，有各种关于稳步向上爬升的职业承诺。办公室带给人们对于职业发展的持续希望，和对稳定体面生活的保证，是其他任何工作场所都无法企及的。

其实，从上世纪初期开始，办公室就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职业生活方面最具乌托邦精神的理念与情感的策源地之一。人们对于职业的幻想，多半与办公室有关，从格子间到独立办公室，几乎是幻想中最常见的职业路径。即使，“白领的故事就是有关自由和升迁承诺的故事，只不过这自由和升迁的承诺一次又一次地没被兑现。”

远程办公或开放式办公真的美好吗

1973年，NASA工程师Jack Nilles正式提出了“远程办公”概念，Telecommuting是telecom（电讯）和commuting（通勤）的合成词，含义不言而喻。

当然，远程办公并非新派公司的首选。上世纪末，互联网泡沫带来了狂热幻想，硅谷作为时代大潮的引领者，员工高度流动，自由思潮汹涌，成为希望之地。硅谷的公司们对格子间以及其背后隐藏的等级秩序进行了颠覆，大量采用如完全开放无隔间无固定座位的流动办公室。比如苹果公司的“个人洞穴加公共区域”，英特尔的办公空间一律平等。而且，设计师们把办公室变得越来越不像办公室，不但可以工作，还可以玩耍、购物、健身、洗澡、遛狗、做饭、带孩子……

当然，这个场景很讽刺，因为人们在折腾了几十年之后，又回到了开放式空间这个起点。

谷歌的办公室设计脑洞最大，它全球的几十个办公区都极具特色，员工可以在热带雨林里写代码，在鸡蛋壳或浴缸里休息，在办公室里滑滑梯，在吊床里头脑风暴，在酒窖里边品酒边工作……

但正如《隔间》中所写的那样，拉近了看，就会发现画面并没有那么美好。照搬工厂车间的模式，使得办公室工作也变成了麻木的重复性劳作。互联网公司最初标榜的是“享受工作”，但它越来越像个阴谋——它们打造了一个如家一般舒适自在的环境吸引你进来工作，目的却是进一步迫使你将工作等同于生活，并理所应当地要求你做得更好。

而且，开放空间让人无隐私感，加上空间流动性太强，导致大家沟通只流于表面，人和人之间因为空间的固定性而形成的稳定关系被打破。

许多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将墙壁和隔间视为法西斯式设计，在他们看来，开放式办公室宽敞自由的形态能为人们创造民主的工作环境，租上海写字楼的网站但事实证明，大多数使用开放式办公室设计的公司并没有这个念头。

“无领地办公”一度成为流行，借助家用计算机的普及、电子邮件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的个体选择在家、在咖啡馆等场所办公。“他们中有杂志编辑、广告设计、媒体写手、广告文案策划、书稿翻译、网站程序员等，知识经济和信息工业时代的到来为他们创造更多自由、独立、随性且不失效率的就业方式”。“我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在中国被当成小资话语，其实非常狭隘，它最初就是无领地办公的最佳宣传语，因为正是星巴克掌舵者官霍华德·舒尔茨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要打造一个供顾客休息、阅读、思考、写作、交谈甚至发呆的地方。但无领地办公背后的自由职业体系，始终存在财务不稳定、没有福利和工作过程缺乏社交等问题。

远程办公呢？有句话说得好：“工业革命将人们赶到办公室，而数字革命又将他们赶回家去”，不过，这个过程似乎也很波折。

1979年，IBM为了节省办公室空间，就让5名员工在家安装绿屏终端机用来办公，开创跨国大企业在家办公的先河。但在2017年，它将员工召回办公室，如果不接受就离职，引发巨大争议，甚至被视为变相裁员。

当时，IBM在全球173个国家的38.6万员工中，有40%是远程办公，为IBM节省了近580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省下的成本约为20亿美元。可是在远程通信和协作更为便捷的时候，IBM却取消了远程办公。IBM的说法是，远程办公模式已经无法跟上软件开发和线上营销的节奏，及时响应客户需求。

当然，在家办公的人还是越来越多，2018年，美国已经有3.4%的劳动人口，约470万人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家办公，有16%的公司在实施全员远程办公。同时，全职远程办公者的满意度比到公司上班的人高出22%，83％的受访者认为远程办公能让他们更快乐，远程办公者的离职率也更低。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远程办公简直是企业福音，不少公司正是通过远程办公缩减成本活了下来，疫情期间更是如此。

当然，负面效应也存在，调查显示，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维持员工士气是一个巨大挑战，尤其是那些拥有500名以上员工的公司。“员工在家中工作效率其实很高，但十分缺少‘社区意识’和‘相互联结感’”。

未来将会怎样

人类与办公室的战争，百年来从未停息，未来也不会终止。

《隔间》中写道：

“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但现实却是，所谓白领，只不过是为了体面生活不得不放弃其他追求的人们。一代又一代打工人，在狭小格子间里度过人生2/3的时光，在处处是天花板和隔离墙的空间里机械地重复着敲击键盘。

人类对办公室的观感，本质上还是对工作的观感。格子间的广泛使用，其实意味着“普遍性、公共性、均质性、速度和效率成了这个时代办公建筑设计的最高价值和准则，而人的情感、想象、直觉受到了压抑，生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也被消弭”。

所以，真正理想的办公室，理应让人身心愉悦，从“组织人”回归“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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